居民超储蓄深层解析与应对之策

　　摘  要：对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居民“超储蓄”现象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分析，在总结其特征和解释其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化解“超储蓄”隐患的思路与对策。

　　居民“超储蓄”是指居民储蓄的增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一种经济现象。根据有关统计，从1991年至2001年我国居民储蓄的年增速一直略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而2002年，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10％左右的情况下，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年增长率竟达到17.8％。进入2003年，居民储蓄存款更是一路高歌猛进，到2月末，国内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的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达10.03万亿元，同比增长18％，比年初增加5894亿元，其中，定期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3877亿元，活期储蓄存款比年初增加2017亿元。

　　一、居民“超储蓄”为何令人关注

　　按理说，中国的储蓄率较高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从世界范围看，亚洲国家的储蓄率要普遍高于欧美国家的储蓄率，对此有学者解释为主要是由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造成的。从历史发展看，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储蓄率也应高于已没有过高增长压力的发达国家。有人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认为高储蓄率既体现了传统的中国文化习惯，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充足的储蓄存款既表明人们对未来改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已有充分准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改革推进过程中的社会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也显示了人们对我国银行体系的信任和信心。也有人是从消极的角度看待这一现象，认为居民储蓄存款过高既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居民收入两极分化问题的突出，也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结构的不合理和居民投资工具的匮乏。

　　上述分析当然都是很有意义的，也确实给人很多启发。但我们认为，就目前来说，居民“超储蓄”最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因为它是哪些经济现象的结果或显示，而是它可能成为哪些经济后果的原因或前兆。在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背景和金融制度环境下，居民“超储蓄”引致其他一些令人不快的经济金融后果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首先，居民“超储蓄”会使本已增长乏力的宏观经济局面进一步恶化。从1998年以来，国内经济受需求约束的特征逐渐显露，在外贸增长受阻的情况下，投资与消费的内在扩张动力也明显不足，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由此从“适度从紧”悄然转向“积极”和“稳健”。而居民“超储蓄”可能会从两方面给刚刚稍有起色的宏观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一方面“超储蓄”会直接导致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这不仅弱化了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也间接影响了投资本身的增长，从而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超储蓄”的存在使边际消费倾向进一步降低，投资乘数缩小，也使银行超额储备增多，货币政策传导阻滞，从而将削弱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其次，居民“超储蓄”有可能进一步弱化我国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降低全社会的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银行业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相应减缓了信贷资金投放，大量储蓄存款要么上存中央银行以获取准备金利息，要么以买国债形式借给政府，要么拆借给金融机构，而投放到实体经济中的比例较低。这样一方面银行“惜贷”使得大量的储蓄囤积在银行系统，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另一方面，很多有投资机会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民间投资却得不到金融支持，抑制了一些具有增长潜力的投资的形成。从资料上看，2003年2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含外资机构）本外币的各项存款余额为18.9万亿元，贷款余额为14.44万亿元，存差4.46万亿元，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我国的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机构存差的扩大就意味着总投资小于总储蓄，也就意味着储蓄一投资转化效率的低下。

　　再次，居民“超储蓄”将进一步加大我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的运行风险。一方面，大量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银行，意味着银行作为全社会信用基础的地位被充分认可，同时其作为全社会风险聚集地的特征也进一步强化，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也因此大大提高。另一方面，资本充足率低一直是我国银行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居民储蓄的增加会带来银行吸存成本的增加，如果不寻找合适的资金运用渠道，就无法产生盈利，也就无法以正常方式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增强银行自身抗风险的能力。

　　由此看来，居民“超储蓄”的隐患是客观存在的，而以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模式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低效率来看，这种隐患极有可能转为现实，这才是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一现象的真正理由。

　　二、居民“超储蓄”的特征与根源

　　分析居民“超储蓄”归根到底是为防范其可能带来的冲击与危害，而应对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必须立足于现实，这就需要我们对居民“超储蓄”的特征和根源做出适当的总结和合理的解释，以便对症下药。

　　近年来我国居民“超储蓄”主要表现出两方面的特征：一是储蓄存款的总量大，但人均占有量低，且储户结构与地区结构极不平衡。据资料显示，占总人口20％的居民拥有全部储蓄存款的60％以上，而其余80％的居民只拥有不到40％的存款，其中占总人口70％的农村人口拥有的储蓄额仅占到储蓄总额的17％左右。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占有全部储蓄额的60％以上，中部地区占有20％强，而西部地区只有10％左右。二是近年来储蓄存款增加的刚性和稳定性增强。尽管中央银行采取了许多分流银行储蓄存款的做法，包括连续地大幅度降低存款利率和开征居民储蓄存款利息所得税，但居民增加银行存款的势头一直不减，并且存款中定期存款的比例有所上升。在最近由央行组织的储户问卷调查中，有 34.1％的储户认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更多地储蓄最合算，比上年同期提高7.3个百分点，继续维持高位。而在调查居民家庭拥有的最主要金融资产时，选择储蓄存款的人数也最多，占被调查对象的68.8％。由此看来，储蓄存款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的重要地位在短时间内是无法撼动的。

　　上述居民“超储蓄”的特征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人均储蓄存款低和存款分布的不平衡导致了储蓄存款总量增加的刚性和稳定性。低收入群体收入预期不稳定，抗风险能力弱，所以在基本解决温饱后，要进行大量的预防性储蓄；中等收入阶层有较稳定的收入预期，但当前却无力进入更高层次的消费，又缺少适当的消费信贷支持，只好选择积累性的储蓄；高收入阶层人数不多，但货币资金充裕，他们主要受制于市场上消费品和服务的种类、档次和质量的不合意，以及投资品种与渠道的欠缺，所以选择存款作为投资性储蓄。从地区不平衡角度看，东部地区储蓄充足，但投资需求却相对较低，中西部地区在开发中有较强的资金需求，却缺乏自身储蓄的支撑。

　　如果做进一步的分析，居民“超储蓄”的上述特征实际上反映了我国社会生活与经济运行中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

　　首先是收入差距扩大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据统计，目前我国低收入群体约占总人数的64.15％，基尼系数约为 0.39，已进入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警戒线，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都较为突出，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融资渠道不畅通的情况下，收入差距扩大极容易带来更为恶劣的社会经济问题。

　　其次是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问题。从消费品市场来看，消费水平从百元级至千元级再到万元级的升级过程，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是用了200年才走完的，而我国改革开放后仅用了20年即已走过。消费品供给结构调整的滞后致使当前消费品市场上出现了较大的供给缺口，从万元级到10万元级之间基本没有有效的商品供给来填补，消费品种出现断层，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现有消费潜力的释放。从投资品市场来看，无论是间接融资市场还是直接融资市场，真正能将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很好结合起来的金融产品的供给，在品种和数量上都无法满足现有闲置资金的投资需求，因而银行储蓄存款这种传统的投资品种也就成了大多数人无奈的选择。

　　最后是社会信用制度欠缺、信用基础薄弱的问题，这或许是目前我们能探究到的居民“超储蓄”最深层次上的根源。一个发育充分、健全规范的市场经济应该具备一种相对完善的信用机制，它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市场主体在投资和消费活动中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感，使社会总体的防风险成本降至最低。反观我国目前的情况，支撑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信用制度和诚信基础都极为欠缺，市场风险和社会风险交织混杂，由于交易者对交易对方资信等信息缺乏，只能通过减少交易量来消极地防范风险，其结果是消费者因假冒伪劣、虚假广告不敢消费；投资者因市场欺诈、丑闻黑幕不敢投资；银行因为有大量的不良资产不敢放贷。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在这样的信息背景下，居民的“超储蓄”和银行的“高存差”实际上是市场交易各方从自身利益考虑最理性的选择。

　　三、应对思路与具体措施

　　深入分析居民“超储蓄”现象的特征和根源是为针对其隐患而设计应对思路提供一个平台或框架，但限于篇幅，本文不能对诸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收入差距的缩小、有效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等问题一一展开来论述，尽管从最终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或许它们是更重要的方面。在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居民“超储蓄”乃至银行“高存差”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因此，对其可能带来的隐患的解决之道也只能是立足现实，而不能采用强迫的办法。从理论上说，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进行分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增量方面，要促使未进入银行的居民储蓄向消费分流或向其他非银行存款的资产形式转移；二是存量方面，要促使已进人银行的居民储蓄存款有效转化为投资。当然在现实中储蓄存款增量和存量之间也是在不断转化的，但在理论分析上我们暂只做两种考虑。

　　从对储蓄存款增量的分流来看，居民是选择当期消费还是储蓄，是选择以银行存款